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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正逐渐成为香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997年,香港就发生多宗与房屋有关的恐吓事件。2月12日,香港立法局外发现写上打倒房屋司的可疑物品,要动用拆弹专家到场“引爆”。3月份,几家传媒机构收到匿名信,声称要下毒对付当时出任房屋司的首长及其他享有房屋津贴特权的人士。4月份九龙尖沙咀巴士总站一辆巴士内发现写有“沙林毒气”及“抗议港府高地价政策”字条的玻璃瓶。凡此种种,已是社会酝酿动荡不安的先兆。这一时期,随着大批地产公司在香港股市挂牌上市,并透过公开发售新股、配股、收购、兼并去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拓展业务,香港地产业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大增,逐渐形成了香港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股地拉扯”。当经济好景气时,地产市道畅旺,地价、楼价节节攀升,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资产市值也随之上升,带动股价上涨,上市公司便利用发售新股或将股票按揭以筹集资金,发展地产业务,形成地产与股市互相扯动上涨局面。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地产市道转淡,地价、楼价下跌,上市公司资产市值下降,拖累股价下挫,上市公司筹资转趋困难,部分资金周转不灵,公司被迫抛售地产物业套现,加剧地价、楼价跌势,形成地产与股市互相扯动下跌的恶性循环。这一时期,分层工业大厦在兴建、租售方面亦相当畅旺,这是香港工业化的结果。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3年的4年间,新建成的分层工业大厦平均每年达600万方尺,租售出去的面积亦达平均每年555万方尺,这个数字是60年代后6年平均每年租售266万方尺的1倍。不过,由于供应超过需求,租售价格升幅远不如其他楼宇,空置量亦从1970年的190万方尺增加到1973年的224万方尺。澳门新新葡京炽热的炒楼风进一步推动地价、楼价上升,已远远脱离当时香港市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据统计,1975年香港中小型住宅楼宇每方尺约230元,一个400方尺住宅单位售价约9.2万元。当时,香港市民家庭平均月入1 300元,购买一小型住宅单位的款项相当于市民70.8个月(即约6年)工资。然而,1981年地产高峰时,小型住宅单位每方尺售价已升至约1 000元,一个400方尺住宅单位售价增加到约30万元,而市民家庭平均月入约3 000元,即购买一小型住宅单位的款项已相当于市民101.5个月(即约8年半)工资。

澳门新新葡京1973年春地产高峰时期,地价、楼价、租金受到股票投机狂潮的影响,不断攀升,楼花炒卖,异常活跃。当时,不少地产商均延迟楼宇销售,宁愿空置以待更高售价,甚至保存楼宇收租;而买家的要价更漫无标准,出现了有买家无卖家的局面。这时期,股市亦弥漫着一片狂热情绪,股民“只要股票不要钞票”,一窝蜂地投机股市。当时,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曾提醒市民,股价已升到严重脱离实际的高度,投资者应持谨慎态度。可惜,桑达士的忠告瞬即淹没在股市的喧嚣之中。在以往的很长一段时期中,香港的地产发展商在销售新楼盘上,似乎都有一定的默契,尽量避免“撞盘”,彼此之间轮流推销,秩序井然。然而,在是次地产危机中,有关游戏规则似乎已经被破坏,各大地产商争相出货,形成互相对撼、楼价大跌的骨牌效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危机对地产商打击之沉重。据中原地产研究部发表的报告,1998年全年香港地产发展商的一手私人住宅买卖合约登记宗数是3.14万宗,涉及金额1199亿元,分别比1997年大幅上升五成二及下跌1%,反映出各地产商互撼所造成楼价暴跌的局面。当时,有地产评论认为,减价战持续下去,势将令香港整体经济受到伤害,后果可能十分严重。1988年,吴光正出任九仓董事局主席,时代广场正式动工。整项计划包括两幢46层和36层高的写字楼蚬壳大厦和西敏寺大厦,以及一座16层高的综合性商场,共容纳300间商店、18间食肆、4间戏院和700个泊车位,总楼宇面积240万方尺。时代广场的兴建历时5年,于1993年底落成揭幕。该建筑物可谓气势恢宏,外墙以花岗石及无框玻璃建成,墙上最瞩目处设有全港第一部巨型室外电视幕墙,大厦四周是3.3万方尺的开放式庭园广场,广场一角设有大型钟楼,其美轮美奂的外观傲视同侪,立即成为铜锣湾区最优质商厦及该区的标志。时代广场的兴建由于不需补地价,整项投资仅建筑费24亿元,而每年为集团带来的租金收入就超过9亿元,可谓相当成功。

太古城住宅单位首期在1976年推出,最早两幢大厦“洞庭阁”及“鄱阳阁”的售价是每方尺200元至230元。当时,太古地产担心销售不佳,优先让太古集团和金门建筑公司的雇员享受折扣认购,以造成“短期内售清”的效应,吸引市民注意。不过,洞庭阁入伙后,太古城住宅即以其高级住宅形象吸引了不少买家,售价辗转上升,1977年第四期“唐宫阁”、“元宫阁”公开发售时,售价已升至每方尺300元,买家和炒家提前48小时排队,要劳动警方派员维持秩序。到1981年地产高峰期,太古城住宅售价甚至上升到每方尺1 300元。当时,即使以平均价计算,太古城因为土地成本低,每方尺楼面地价成本仅70元,每方尺楼面毛利高达700元。〔9〕这还不包括可供出租的260万方尺商场等,其盈利之丰厚可想而知。太古城成为太古地产引以为傲的杰作。自此,太古地产的实力、经营手法、声誉深受行内人士的赏识和称赞。远东会的成功,刺激了华商在证券业的发展。1971年3月和1972年1月,由胡汉辉、陈普芬分别倡导的金银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相继成立,形成所谓“四会并存”的局面。远东会、金银会、九龙会的相继成立,一方面顺应社会潮流,满足新兴工商企业对上市的殷切需求;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公众人士投资股票的兴趣,加上当时政治环境已趋稳定、外资金融机构介入以及大量海外热钱的涌入,形成了70年代初期的股市狂潮。据统计,反映香港股市走势的恒生指数在1967年8月底是58.61点(1964年7月31日为基准日,该日指数是100点),此后节节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报341.36点,在不到4年半时间内升幅高达4.8倍。1972年起,香港股市进入狂热阶段,升势加速,1973年3月19日达到最高峰的1 774.96点,短短一年多时间升幅高达5.3倍,每月复合增长达13%之多。〔1〕早期,恒基的物业发展主要是收购旧楼重建,故主要集中在港九市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区内可供发展或重建的地盘已买少见少,恒基看准新界必定成为地产发展商日后争夺的对象,于是自7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吸纳乙种公函换地证书,以保证日后在新界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发展。1981年,李兆基就明确表示:“我们虽然是以地产发展为主的公司,但是眼看到的是,港九市区可供发展或重建的地盘所余无几,相信五年之后便无法可以再在市区内找到‘并楼’式的地皮,而政府官地则价格奇昂,数量也有限,届时新界的土地必定成为大家争夺的对象。我们认为与其在未来几年后跟其他公司竞出高价争投新界土地,倒不如先行未雨绸缪吸纳大量换地公函,确保日后在新界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发展。” 〔15〕李兆基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可说是恒基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澳门新新葡京总体而言,未来地产业的发展很有可能是平稳推进,正如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在2000年初所说:“事实上,楼价现已稳定下来,经济好转,楼市就会一步步好起来。楼市随经济发展,向好是正常,但我向来强调,楼价大上大落,对任何人都是不好,最好是跟随通胀平稳发展,市民可以负担,发展商也有合理利润。楼价太高与市民的负担能力脱节,香港的竞争力必定受到削弱,整个社会都会有问题。以目前的楼价水平,是有一个安定的基础了,这是处于通缩阶段的情况。当经济发展重现通胀时,楼市也必然是向上发展。展望前景,可以乐观。”

(2) 物业交投畅旺,楼价、租金节节攀升。踏入1985年,香港物业交投已趋活跃,据田土注册处的登记,该年各类房地产买卖契约,达26.3万宗,比1984年的17.7万宗增加49%,其中,楼宇买卖契约的数目,创下历年最高纪录,达5.4万宗,比1984年的3.0万宗大幅增加82%。到1988年高峰期,各类房地产买卖契约更达35.6万宗,其中楼宇买卖契约6.7万宗,分别比1984年增加101和124%。而香港登记业主人数亦从1984年的46.8万人增加到1988年的65.9万人,增幅达41%。(见表5.1)这一时期,过去数年间积聚的购买力爆发,形成对房地产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楼宇空置率迅速回落,刺激楼价、租金飙升,其中最显著的要数私人住宅楼宇。1985年,私人住宅楼价平均升幅已达2成至3成,大型住宅楼宇售价升幅更接近五成。1987年10月股灾后,楼宇市道一度转淡,但随着港府于1988年3月宽减印花税及银行减息,住宅楼宇市道戏剧性地再次转趋蓬勃。1988年全年平均升幅接近四成,市区新楼平均每方尺升至1 500元,已超越1981年地产高峰期每方尺1 300元水平,比1984年的每方尺630元大幅上升138%。由于采取“反潮流”,“人弃我取”的投资策略,恒地得以低成本维持庞大的土地储备。从1990年到1996年,恒基的土地储备从1 650万方尺增加到2 420万方尺,其中尚未包括1 340万方尺农地,成为香港仅次于新地的第二大土地储备银行。由于土地成本低,恒地的边际利润相当高,以1993年度为例,该年度恒地共完成及售出160万方尺楼宇,获得利润约30亿元,即平均每方尺纯利1 800元,比新地的平均每方尺1 400元还高出接近3成。(2) 物业交投畅旺,楼价、租金节节攀升。踏入1985年,香港物业交投已趋活跃,据田土注册处的登记,该年各类房地产买卖契约,达26.3万宗,比1984年的17.7万宗增加49%,其中,楼宇买卖契约的数目,创下历年最高纪录,达5.4万宗,比1984年的3.0万宗大幅增加82%。到1988年高峰期,各类房地产买卖契约更达35.6万宗,其中楼宇买卖契约6.7万宗,分别比1984年增加101和124%。而香港登记业主人数亦从1984年的46.8万人增加到1988年的65.9万人,增幅达41%。(见表5.1)这一时期,过去数年间积聚的购买力爆发,形成对房地产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楼宇空置率迅速回落,刺激楼价、租金飙升,其中最显著的要数私人住宅楼宇。1985年,私人住宅楼价平均升幅已达2成至3成,大型住宅楼宇售价升幅更接近五成。1987年10月股灾后,楼宇市道一度转淡,但随着港府于1988年3月宽减印花税及银行减息,住宅楼宇市道戏剧性地再次转趋蓬勃。1988年全年平均升幅接近四成,市区新楼平均每方尺升至1 500元,已超越1981年地产高峰期每方尺1 300元水平,比1984年的每方尺630元大幅上升138%。1982年9月以后,香港地产市道崩溃,置地仅中区交易广场、美丽华酒店旧翼、白笔山发展计划三大投资项目,损失就超过30亿元。1983年,置地首次出现高达15.83亿元的巨额亏损,总债务急增到150.7亿元,债务比率上升到56%,成为香港最大的负债公司,被戏称为“债王”。置地的错误投资策略不仅触发集团高层的权力斗争,更因而遭到新兴地产集团的觊觎,其在地产界的“大哥大”地位亦逐渐被取代。

此外,《联合声明》附件三又规定,在过渡时期港英政府每年批出的土地,限于50公顷,不包括批给房屋委员会建造出租公屋所用土地。港英政府卖地所得,在扣除开发土地的平均成本之后,与日后的香港特区政府平分。中英两国并设立土地委员会监督有关规定的执行。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李嘉诚领导的长江实业进入了一个急速发展的新时期。当时,李嘉诚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为长实制订新的发展策略,即动用大量现金收购那些潜质优厚的英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因经营保守而股价长期偏低、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不稳。1977年长实斥资2.3亿元收购拥有中区希尔顿酒店的美资永高公司全部股份,正是这一策略的先声。〔10〕 吕凯君著: 《上市公司分析: 着着先机的长江实业》,载香港《每周经济评论》1982年12月12日,第10—11页。(2)香港地产业逐渐形成经营高度集中的局面。在香港特定的土地管理制度下,经过多年的竞争与发展,香港地产业已逐渐形成经营高度集中的局面,为数约十数个大型地产发展商控制了香港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以楼面总面积计算,从事地产发展的最大规模10家集团〔18〕在1994年至1996年的市场占有率分别是52%、56%和63%,其中,在住宅楼宇市场的占有率更分别高达60%、63%和76%,数字显示这种经营集中性的趋势有日渐明显之势。(见表5.9)

这一时期,地产商在港九各繁荣商业区掀起大规模商厦重建、兴建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区内土地日渐短缺,地价昂贵,香港经济繁荣,大批跨国公司进驻香港,对繁荣地段写字楼形成庞大需求,供求的不平衡导致楼价、租金的飙升,而港府对商业楼宇的租金升幅,始终坚持不干预政策,不加管制。地产商在有利可图之下,遂掀起了这场空前的商厦重建热潮。太古地产是香港地产业的后起之秀,创办于1972年,1977年在香港上市。当时因为成功发展太古城,实力迅速增加,到1979年底,太古地产的市值已达18.7亿元,跻身香港十大地产上市公司之列。1983年底,太古地产市值升至40.1亿元,已成为香港仅次于置地的第二大地产上市公司。当时,太古地产拥有可出租楼宇面积380万方尺,同年租金收入1.69亿元。1984年,股市低迷,太古地产被私有化,成为太古集团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澳门新新葡京1998年1月,大地产发展商新鸿基地产突然宣布将旗下10个地盘停工或放缓发展。消息在地产、股票市场上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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